全球芯片销售额8月首次突破400亿美元，但衰退期正在到来

民法典编纂已启动，此诚为国之大事。

在很大程度上说，司法在当前我国社会中的价值，远未达到其应有的水平。另一个例子是司法领域的先进评审。

不过，这个过程往往牺牲的恰恰是司法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精神。同时，司法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不同社会角色之间互动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社会主义是保护社会的。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放弃法律。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在行为领域这种排列次序实际上影响了法制的效力发挥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暴力横行的局面。大部分立法都是有关经济工作的。托克维尔曾经认为，法律人应当抑制和抗衡民主时代的多数人暴政，那么顺着托克维尔的思路，谁来抑制和抗衡专业化时代的专家暴政呢？正是面对目前技术官僚统治时代日趋严重的专家暴政局面，苏力教授对所谓像法律人那样思考的批评，其实是对专家迷信的批评，从而希望我们日益专业化、部门法化的法律研究可以删文返质，返璞归真，回归到一些朴素的常识上来。

也由于此，我鼓励黄韬博士修改其博士论文，甚至鼓励他将著作的标题改为现在这个样子。以至于大量部门法领域的学者虽然有兴趣对本领域的问题进行法律社会学研究，但苦于缺乏系统训练，只能依靠个人兴趣的摸索来完成这种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第二波的主流思想非但未能成为各部门法学科共同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反而构成了对部门法领域中全面国际接轨进程的批判。由此可见，在法律社会学运动第三波中，来自部门法学者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大大超越了法理专业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随着部门法的兴起，陈兴良在当时提出了著名的深挖专业槽口号，部门法开始走向了专业化道路。北京大学法学院乃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大本营。

而法律社会学在处理规范问题时，需要从部门法领域的规范出发，但不是把法律规范理解为必须应当遵守的道德命令，而是理解为一项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而与此同时，在国家法与习惯法、本土资源以及送法下乡这些理论范式的影响下，乡土社会以及民间习惯法也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他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只有变成美国联邦法院那样的上诉法院，才能真正成为公共政策法院。劳东燕对罪刑法定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

于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扮演类似立法者角色的关注，要么集中在具有一般性规范意义的司法解释问题上，要么集中在法院的公报案例的非正式影响力以及由此后来发展出学界翘首以待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上。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和法律社会学运动的第二波相比，这一波的研究缺乏更大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变成了在研究问题对象化之后的专业操作，许多研究往往是用经验数据或田野故事包装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学术工业品。法理专业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法院运作以及乡土社会的习惯法这两个领域中，而将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调解问题，似乎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点所在。可见，黄韬对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的研究，始终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的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模式作为参考框架，但正是作者的法律社会学立场使得他始终持一种同情理解的平和立场来展现两种模式的不同，避免采取意识形态化的简单立场。

虽然这种批判的指向有所不同，一部分人运用法律社会学工具来批判政法传统，从而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现代法治，而另一部分人则对西方法治本身展开批判，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法治传统。这个构想与其说建立在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实证分析上，不如说建立在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想象之上。

相反，他基于一个朴素的想法，希望描述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处理金融问题的。由此，法律社会学研究不仅需要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获得理论资源，更需要从政治哲学、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等学科中吸取理论营养。

可以说，北大法学院乃是推动中国法律社会学发展的源泉、摇篮和大本营。但另一方面，法理专业领域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一旦将问题对象化在司法制度和乡村社会的习惯法这两个固定领域中，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对部门法中真正鲜活的法律问题的关注和把握能力，很容易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部门法领域之外的剩余范畴，丧失了与部门法问题进行对话的能力。法律社会学研究也不仅是对过往法律历史和法律现实的经验总结，更是对法律现实的批判乃至为构建良好法治秩序的宏观展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之所以出现这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在一开始对宏观理论问题的思考准备不足。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特别关注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博弈，以及维持这种博弈进程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具体机制等等。

在这方面，作者也给出了诸多论述，比如在一开始作者就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在金融司法中秉持的大局意识，而在结尾处，作者进一步指出，若按照美国标准，中国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保护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司法失灵现象，但在中国的宪政制度框架中，司法失灵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为中国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主要不是通过司法机制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国家调动政治资源来实现的。因此，假如在各种法律专业、各种法学方法、各种法律传统提供的思维方式之上真的有什么法律人那样的思考方式，那恐怕就是法律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了。

最近一些年来，法律社会学研究陷入了双重困局。我们真的有一种共同的法律人思维方式吗？大家要么是从部门法专业出发，强调民法思维、刑法思维、行政法思维或宪法思维等，要么是从研究方法出发，强调法教义学思维或法经济学思维，要么从中国法的移植源流出发，强调普通法思维或大陆法思维等。

法律社会学家不再是法理专业中的特产，而应当是整个法学界的产物。部门法学者比如陈兴良、姜明安、王亚新等人也参与其中，但此时部门法的专业壁垒已建立起来，法律社会学并没有成为法学界共享的方法。

在黄韬看来，这两种金融司法模式之所以不同，恰恰在于金融司法中发挥的公共政策导向有所不同。在法律社会学运动的第二波中，北大法学院依然是法律社会学研究重镇，而苏力教授似乎也对北大学派这个说法情有独钟。西部基层法院严重缺乏正规法官，案件大量积压久拖不决，法官规模不断扩张，判决说理远离百姓常识，普通百姓不堪诉讼负重。在刑法领域，白建军基于判例数据库对刑事定罪量刑问题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

法律人建构的法律概念体系或法学理论体系，就像生长在社会土壤之中的大树，只有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从社会中汲取营养，才能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一方面，法律社会学绝不能降低为一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供各部门法普遍使用，而必须保持作为问题意识本身的活力以及由此追问而产生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张力。

比如就波斯纳而言，必然要把法律社会学蜕变为一种法律经济学方法和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其结果可能丧失了法律社会学本来具有的问题意识：我们为什么要用法律来建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用法律建构怎样的社会关系？究竟用我们想象的法律建构社会，还是要求我们的法律符合社会？怎样的法律才能建构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生活？由此，法律社会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对微观问题的分析，自然可能丧失了对宏观问题的把握。法律社会运动的第二波刚好与中国持续进行的大规模司法改革运动相呼应，法律社会研究也自然将司法改革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导致法律社会学研究趋向于对象化，即将法院或司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由此，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整个思想界讨论的问题意识其实也都展现在法律社会运动的第二波之中。进一步而言，应当改革法律教育体制，必须将通识教育始终贯穿到法律教育中，特别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和法律人类学，应当成为每个法学院学生，尤其是进行高端培养的研究生，必须修习的课程。

苏力、梁治平、季卫东、邓正来、夏勇、冯象、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朱景文、范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法学家基本上都致力于法律社会学研究。这个说法有助于提升法律职业的神秘性，实际上是法律人在社会大众面前建构自我权威的过程。比较之下，部门法学整体上处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这样的进程也当然获得了主流法理学说的支持，比如市场经济乃法制经济论、权利本位论、现代法精神论等等，当然还有其背后更为广大的普适价值理论。一如吉尔兹所言，法律乃是地方性知识。

法理专业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往往对部门法中的具体问题把握不够，甚至由于受到理论框架的预先束缚，不惜用理论框架来歪曲事实，而部门法领域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往往过分关注部门法的具体问题而忽略了对理论问题的思考。由此，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法律社会学研究的第三波中，对部门法领域中具体问题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不是来自专业的法理学者或法律社会学家，而是部门法学者自己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受到了法律社会学研究第二波中提出的种种理论范式的影响。

法律无论怎么复杂，都是用来平衡社会利益、解决社会矛盾的。苏力教授最近在一个演讲中，批评法学界流行的说法——像法律人那样思考。

由此，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需要走出所谓事实与价值分离而设定问题论域，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求互动的途径，从而把微观描述与宏观理论思考结合起来，把部门法的规范与其作为公共政策的政治导向和后果分析结合起来，把法律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开创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新局面。在法学部门法化或专业化的背景下，许多法理学者也很难深入到部门法的内部，用法律社会学方法研究部门法中的问题，其结果，法理专业的法律社会学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选择部门法领域之外的剩余范畴，而很少运用法律社会学方法研究诸多部门法问题。